博鱼体育人是否一定要结婚？是否一定要有家庭？是否一定要生儿育女？换句话说，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家庭的意义是什么？生育儿女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认为造成日本社会“结婚难”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认准了“婚姻＝幸福”这个公式。

　　当下，日本的未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离婚率也在节节攀升。未来，将有二分之一的年轻人独自迎来自己的晚年。也就是说，日本正在成为一个结婚困难，并且人们很难将婚姻维持下去的社会。

　　这篇推文为大家介绍山田昌弘《不婚社会》一书。山田昌弘在书中分析了婚姻的本质，指出近代婚姻模式中存着两大矛盾：一个是个人自由选择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另一个则是近代婚姻中“经济”与“心理”两个要素导致的爱情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个体化”这一近代社会的特征如何使婚姻逐渐成为一个制度的空壳，而人们对此的不同理解与反应，导致两种类型的社会逐渐形成了：“结婚难社会”和“不婚社会”。

　　接下来的有些观点听上去会让人感到“刺耳”，但那或许正是因为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更何况“婚姻”本身就充满各种矛盾。

　　三席一间狭窄小屋是我的天地，你的眼神停留在我的指尖“，辉夜姬演唱的民谣《神田川》在1970年代大为流行。这首歌唱的是一些来到大都市的青年伴侣，以及他们简朴的同居生活。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年轻人而言，虽然眼下十分清贫，但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如今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看到别人过着清贫的同居生活，心里想的是，“我一定不能这样”。

　　今天的日本社会，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在人的意识里，都是一个“婚姻不可或缺社会”。然而，当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却又发现，结婚并不那么容易。换言之，当今日本是一个“结婚难社会”。

　　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年龄段在30～34岁的日本人的未婚率，男性为47.1%，女性为34.6%。而1975年的时候，男性只有14.3%，女性仅为7.7%。

　　未婚群体增多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少子化”，这已经成为当今日本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

　　要解决“结婚难”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社会变成一个即便不结婚也能幸福地生活且没有经济和心理负担的社会。也就是说，将“婚姻不可或缺社会”变成“不婚社会”。

　　事实上，西欧和美国已经先于日本开始了这一转变。在欧美国家，随着事实婚姻和非婚同居的人越来越多，不结婚也能生儿育女的制度也在日臻完善，这些国家正朝着“不婚社会”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整个社会的少子化现象。

　　在文化人类学中，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婚姻”都与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一是“排他性的性关系”（婚内双方的性关系具有特权性质的正当性），二是“婚生子女原则”（婚内双方生育的孩子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

　　婚姻是“一种基于恒常性的配偶关系”。一个人一旦结婚，将会在经济和心理上同时产生好坏两方面的效应。

　　在绝大多数社会，两个人婚后会在一起生活，不管好坏，结婚后夫妻双方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会大体趋于一致。这就是婚姻带来的经济效应。

　　其次，结婚之后，夫妻会成为对方亲密的对象，既包括语言上和肢体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通常我们认为婚后“双方关系会变得亲密，同时也会让对方的性需求得到满足”。

　　在前近代社会，为了繁衍子孙后代，婚姻与生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婚姻对于每个人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前近代社会的结婚其实就是“家族之间交换生殖对象的活动”。

　　在近代社会，无论从整个社会，还是国家层面看，结婚生子、抚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依然没变。但是，对个人而言，“结婚是个人的事”这个意识开始在社会上普及。婚姻从家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逐渐演变为“个人欲望的满足”或“自我实现的手段”。

　　从表面上看，结婚和生育都是自由的，但如果每个人都不结婚、不生育，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消失——这一矛盾无时无刻不在。换言之，虽说结不结婚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要想让社会有序地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让大部分人都结婚、生育。

　　除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博鱼体育，近代婚姻中还包含了另一个矛盾，就是爱情与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个体化”是近代社会最大的特征，带给婚姻的影响则是“个人的选择”。

　　在前近代社会中，维系两个不同的家庭是婚姻的主要作用。对于经济基础以农业和个体经营为主的社会而言，人们只有通过“继承”的方式，才能把家业传给下一代——所以，在前近代社会是不存在找工作这一问题的，人们的生活通过继承自然而然得到保障。而为了保证这种传承，婚姻与生育必不可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性因为嫁到与自己父亲做相似职业的家庭中，所以在男方家也过着与自己母亲相似的生活，如此度过一生。

　　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家业衰退，很多人无法“子承父业”，必须自己找工作。各种企业纷纷出现，大部分人作为雇员工作。这就产生了职业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近代社会是一种“生活无法自然而然得到保障”的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自食其力。很多年轻的公司职员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通过结婚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这是近代婚姻的一个基本形式。换言之，“如果男性不走出传统家庭到外面谋生的话，也就不会产生近代婚姻”。

　　在前近代社会，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也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能够通过传统宗教或在居住的社区内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但是，到了近代社会，随着宗教和社区发挥的作用不断减弱，身份认同已经无法自然地实现。于是，出现了 “存在性焦虑”——“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样？”“我是不是被孤立了？”。近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来消除这些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

　　为了消除这些“存在性焦虑”，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信任的存在，也就是认同自己的对象。而认同自己存在的根本就在于“亲密性”。也就是说，近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并是一种必须靠自己主动选择或被别人选择的人际关系。

　　因此，从传统家庭中独立出来的小家庭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夫妻共同生活和亲密性的基本单位”：既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场所，又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场所。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婚姻的意义远不止结为夫妻、建立一个社会单位那么简单，夫妻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经营自己生活的同时，他们建立的家庭逐渐成为其人生意义的所在。

　　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恋爱式婚姻的不可或缺性，一个是共同生活的不可或缺性。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与自己结婚的人，既是未来和自己相互认同、朝夕相处的伴侣，也是让自己获得亲密性、恋爱情感、性需求等各种满足的对象。这就要求婚姻的形式必须是恋爱式婚姻。如果这个人不能和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相互认同的话，就无法消除那种存在主义焦虑。

　　综上所述，与前近代社会相比，近代社会的婚姻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使得人们必须从经济上和心理上选择一个对自己人生来说不可或缺的对象。因此，我们在理解婚姻时，也需要从经济和心理这两方面入手。

　　因为婚姻已经变成人生中必不可少的，而要消除各种存在主义焦虑，寻找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这件事，只能通过个人来完成，所以，在“个人”和“社会”这两个层面上，婚姻中催生出一对巨大的矛盾。

　　近代婚姻要同时解决爱情和生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就需要结婚对象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意味着两个人将开始一段新生活，那么婚后的经济水平必须要高于自己的期待值。

　　然而，要完成这种“既要又要”，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事着实不易。而且，这段爱情是否能持续下去，或者说是否离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说得直白一点，自己喜欢的人不一定具有经济实力，而且即便一时经济条件好，也不能确定之后是否会发生变化。同样，经济条件好的人，未必自己就一定喜欢，而且今后能否永远值得自己信任也无法保证。

　　总之，对个人而言，有很多经济上和心理上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引起近代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伊斯特林假说”，即“当经济低迷时，结婚人数也会减少，当经济向好时，结婚人数也会增多”。这个假说将婚姻中的经济因素说得一清二楚。

　　当今社会，人们在婚姻问题上，首先选择的是这个人的经济实力，还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经济次之；另一种是像日本等亚洲国家那样，首先考虑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才是爱情。

　　近代婚姻建立在亲密性和经济生活这两个因素一致的基础上。无论是日本社会，还是欧美社会，在最开始的时候，都具备了促使这两个因素一致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然而，从1960年代起，稳固的结婚模式的基础开始一点一点地被侵蚀。

　　对婚姻形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年轻人工作的不稳定化”，另一个是“性解放”。前者是经济质变的必然结果，后者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过去未曾有过的、被称为“新经济”（new economy）的经济体系与全球一体化正在席卷全球。

　　首先提出“新经济”这一概念的、美国劳动经济学者罗伯特·B. 赖克指出了新经济的负面作用，“社会变富虽然会为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也会使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变得不稳定”。以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而闻名于世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生质的变化，人们在经济上的差距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

　　在经济结构发生转变之前，社会上的男性是可以期待自己一生能够获得稳定收入来养活妻儿的。可是，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服务化”“全球化”“信息化”等概念出现之后，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让原本工作稳定的男性失去了稳定的基础。不仅如此，还造成男性在收入上的差距不断增大。

　　另一个经济上的变化就是女性进入职场。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大部分年轻女性的收入还是偏低的。因此，女性在收入上的差距同样被拉大。

　　新经济会给各个年龄段的人都造成收入上的差距，但首当其冲的是年轻人，无论男女，他们的收入差距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结果对婚姻的经济生活因素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婚后的生活水平，无法达到结婚前的预期。在这之前，人们对婚后生活水平的预期较高，因此能促进结婚；而现在相反，人们对婚后生活水平的预期则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因此对结婚起到了抑制作用。

　　除了经济上发生的变化，社会意识上的变化也对婚姻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性解放”运动。该运动引发了离婚自由化以及女权主义广泛传播等现象，并推动伴侣关系向个体化、自由化发展。

　　第一个危机是由性解放带来的。对于在爱情的基础上享受性自由——永远和自己喜欢的人保持亲密关系（包括性关系）——婚姻这种形式已失去了必要性。人们不需要婚姻，就能够拥有爱情。

　　第二个危机是离婚的自由化带来的。因为婚姻已经无法保证能让两个人永远保持亲密关系或性关系。这个危机和第一个危机正好相反，婚姻和找到一个亲密的对象并与其维持爱情之间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弱。也就是说，结婚不意味着两个人就能够一直维持亲密关系，而不结婚也不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就无法拥有爱情。

　　经济结构的质变，导致近代婚姻中的关键一方—能挣钱养家的男性—越来越少。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再按照传统模式，将婚姻作为经济生活的一个部分。

　　此外，性解放将亲密性从婚姻中独立出来，即使不结婚，人们也可以和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在一起。再加上离婚的自由化，两个人即使结婚了，也无法保证对方能够一辈子认同自己。也就是说，亲密性已经无法通过婚姻的形式得到保证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无法通过婚姻来获得稳定的经济支持，而且，即便结婚，也无法保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性能持续下去。不严谨地说，婚姻或许只剩下一个制度的空壳。

　　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亲密性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被激化了，导致每个人在经济生活和亲密性上的追求必须分开，不得不分别追求宽裕的生活和亲密的伴侣。这是个体化给婚姻、家庭带来的必然结果。

　　人们对此的理解与做出的反应，开始左右人们的结婚行为。于是，两种类型的社会就逐渐形成了：“结婚难社会”和“不婚社会”。

　　大体上来看，结婚困难问题较为显著的是日本和东亚各国，而不需要结婚出现较多的是欧美各国。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分类，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

　　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社会，特别是西北欧的一些国家和美国开始强调婚姻不是必要的。

　　在欧美社会，“自立”是基本的经济生活原则。因此，即便婚后，原则上夫妻仍是各自支配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在欧美社会，两个人一起生活，不会依赖对方，也不能依赖对方。具体地说，就是男性不指望女性做家务和带孩子，女性在经济上也不依靠男性。婚姻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中，逐渐变得不再必要。

　　在无论男女都追求经济独立的社会里，两个人不是立刻结婚而是先保持一种恋人关系，也就是说，相比结婚，他们更想先明确对方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的人数减少，而非婚同居的人数大增，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

　　当然，在欧美社会，也有不少人不同居就结婚，但是将结婚作为交往前提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因此“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这句话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也就是说，在欧美社会，两个人开始交往，产生爱情并发生亲密关系，和通过结婚的形式进入一种制度框架是两件不同的事。

　　大部分欧美人从初高中开始约会，理所当然地发生性关系，如果合不来就选择分手，这样循环往复持续一生。这也正是欧美人婚姻的现状。

　　在欧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的年轻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人父母，在这之后出生的人可以说都是在不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法国正在逐渐成为“终生恋爱社会”（岩本麻奈，《学习巴黎太太们活到老、恋爱到老的秘诀》）。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人都频繁更换交往对象。如前所述，即便在法国，思想保守的人还是有的，特别是宗教意识强烈的人们，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还是会选择结婚。因为对他们而言，在教堂举行婚礼、两个人的关系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本身就是爱情的象征博鱼体育。虽然，欧美社会正朝着终身恋爱社会的方向发展，但保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依旧会选择结婚。对此，值得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思考。

　　如上所述，在欧美社会，婚姻中的经济和亲密性是相互分离的。并且，在亲密性中，他们又将享受爱情和性生活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说，欧美社会是“爱情优先型社会”。

　　也就是，只要两个人相互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并形成一种亲密关系；两个人中只要有一方开始讨厌对方，就可以解除这个关系。当人们开始将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时，婚姻确实变得不再必要。这是今天欧美社会的婚姻现状。

　　在当今日本，结婚很难，但日本人对近代婚姻依然执着，究其根底主要是以下四个原因：

　　换言之，在日本如果选择结婚，很多方面会变得便利且有益处。在日本的社会体系中，两个人在户籍上是不是夫妻关系，无论是对公事还是私事，都会产生影响。正是出于这种制度上的考虑，日本人才如此热衷于结婚。

　　通常情况下，日本人会认为，只要两个人结婚，两人的关系自然就可以得到永久性的保障。在日本，如果单方面提出离婚，通常很难被认可。因此，如果和高收入的男性结婚，是能够获得一生的经济保障的。即便离婚，也能得到相当丰厚的经济补偿。反过来说，如果和收入较低的男性结婚，即便离婚也没有什么经济补偿。

　　日本人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前面在介绍事实婚姻时，提到“要不断地向周围的人解释其中的原委”，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日本人为了面子上好看，会追求那种无须解释的关系。

　　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每时每刻活在一种焦虑中，生怕自己因为和大家不一样而被孤立，所以大部分人选择随大流。大部分的日本人不会选择非主流的“事实婚姻”或者“家庭主夫”，而是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近代婚姻的形式。

　　从随大流的心理意识上讲，很多人也不会选择同居这种方式，尤其是女性。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选择非婚同居的人只占少数。还有一种不想让周围的人觉得自己可怜的心理。女性选择的结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始终是其朋友、亲戚和家人议论的焦点，其身份总是和结婚对象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至今未变。可以说，女往对象的身份仍然和女性的自尊心紧密依存。

　　我认为，如果不是知识分子等一些极其特别的群体，一般人很难摆脱面子或虚荣心的束缚。但是，能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少数派采取包容心态的精英阶层，在日本毕竟是极少数。

　　很多日本女性之所以会选择做家庭主妇是因为很多女性有这样的想法，“想亲自带孩子”或者“不想因为做兼职而减少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日本女性没有为了孩子而工作的意识，但对于她们而言，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因为没钱而亏待孩子。

　　据专门研究返乡问题的、圣心女子大学木户功教授的采访调查发现，很多辞职回到家乡的夫妻表示，“自己倒也无所谓了，但是孩子的教育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木户功，《移居和生命历程——通过谈论动机重建生命历程》）。

　　当初，自己的父母花了那么多钱，让自己在城里长大，把自己培养为社会精英。而现在自己又回到乡下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乡下生活无法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为社会精英。因此，大部分的父母还是坚持孩子必须在大城市接受教育。也就是说，日本人所谓“体面”和虚荣心在孩子的问题上成倍扩大。

　　虽然贫富差距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但很多日本人坚持中产阶级标准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他们无法接受过不如别人的生活或者满足不了孩子的要求。因此他们只好牢牢抓住近代婚姻这种形式不放手。

　　在今天的日本，能够结婚的男性，也就是女性会作为结婚对象选择的男性博鱼体育，拥有经济实力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越是工作稳定、收入高的人越容易结婚。相反，越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低的人越难结婚。

　　对此，女性月刊JJ2019年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女性希望结婚对象的年收入在700万日元以上，而只有8%的女性不在乎对方的收入。不知道是不是JJ读者群的很多女性喜欢做梦，要知道年收入700万日元以上对于年轻男性来说实在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门槛。

　　当然，重视男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然而，和过去不同的是，如今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对方收入的境地。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除了会看男性的经济实力，还会看男性的长相，也就是遗传基因。

　　那么，男性会看重女性哪些方面呢？男性选择女性时非常注重的是“年龄”。为何只关注女性的年龄问题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生育”。对于女性的外貌，男性的审美观非常多样，所以无论何种类型的女性，总会有喜欢她的男性。对很多年轻男性来说，一个女性是否处于适合生育的年龄是她能否被当作结婚对象的重要条件。不过，最近希望对方拥有高收入，也就是希望双方都工作的男性也逐渐多了起来，但这一点并不是最优先的条件。

　　而且，从女性的立场上看，总会有一个男人喜欢自己。当然，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并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而已。这也是女性进行“婚活”（“婚活”一词源自日文，由本书作者提出，指为未婚者积极寻找结婚伴侣的活动。）的原因之一。女性在“婚活”上的表现相对积极，这也许是因为女性能隐隐约约感到，通过“婚活”可以解决自己结婚难的问题。而对于男性，由于对方看中的是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外貌，因此即便参加“婚活”，也不会增加结婚的机会，结婚的难度也不会改变。换言之，能否结婚更多的是取决于男性自身条件。

　　由于年轻男性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逐渐变大，女性不得不开始关注男性的收入问题。这一点无论是从问卷调查的结论也好，还是从“婚活”现象的流行也好，都能清楚地看到。“只要有爱，即便再穷也无所谓”的恋爱至上主义，事实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即便这样，由于未婚男性的平均收入随着时代在递减，最终导致男性分裂成两个群体：能结婚的人和结不了婚的人。也就是说，在“婚活”中，只有收入稳定的男性才能结婚。女性会想尽办法与这些男性相遇，让这些男性选择自己，走入婚姻殿堂。

　　由于日本社会一直没有放弃过去那种近代婚姻的形式，即结婚后必须在经济生活和亲密性上同时得到满足,因此日本社会逐渐变成“结婚难社会”。

　　在欧美国家，人们要想幸福地生活，亲密伴侣就不可或缺，尽管他们不一定非得结婚。与此相对，在日本，即便没有配偶或恋人等固定的伴侣，人们也能够大体过上幸福的生活。

　　日本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发展成能够保证没有伴侣的人也可以快乐地生活。这一点与欧美国家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欧美国家的“不婚社会”是需要伴侣的，而在日本尽管人们认为婚姻是必需的，但因为结婚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日本社会已经变成“不需要伴侣的社会”。

　　比如，在经济上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手段之一就是成为所谓的“单身寄生族”。目前，日本社会允许一些收入低、暂不结婚的年轻人通过与父母同居的方式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当然，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一些家庭，父母和子女同时陷入贫困，濒临破产。

　　同时，即便没有伴侣，就目前的日本社会而言，人们在很多方面能够通过不同方式让亲密性需求得到满足。比如，女性可以通过与母亲、同性朋友、宠物等伴侣以外的“存在”交流来满足自己。男性则可以去有女招待陪酒的夜总会或女仆咖啡厅购买和别人聊天或分享体验的服务。此外，“恋爱关系＝浪漫关系”也正在不断地虚拟化，很多人在漫画等二次元作品、动漫里的卡通人物及明星身上体验这种关系。如果要满足性的需求，还有风俗店、色情作品等。通过这些方式，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对性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在日本，即便没有伴侣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压力，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不会瞧不起那些没有伴侣的人。在欧美社会，如果没有伴侣就会感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会遭人非议。但是在日本，只有找的对象是一个在大家看来不合格的人，才会被说三道四。这是很大的社会差异。同时，对于花钱买亲密性这件事，日本人也没有什么抵触心理。这些都是心理层面上的前提。

　　就“家庭观”而言，相较欧美社会，日中两国之间拥有更多共通的文化背景。比如，两国都看重婚姻中的经济要素，对孩子的感情投入大于爱情本身，结婚之前和父母同住，等等。当然，两国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日本尚有很多家庭主妇，而中国大都夫妻共同工作。还有一次，中国社科院的胡澎教授带我去参观北京的中山公园。我看到那里人头攒动，数百名父母正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孩子寻找结婚对象。像这样，父母替儿女相亲的情况在日本也很流行。父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也是日中文化中的一个共通点。

　　在美国或中国，由于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因此婚姻不具有永久性。而在日本，如果单方面提出离婚，通常很难被认可。因此日本人普遍认为婚姻具有永久性。

　　我曾在研究生课程上问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如果可能，你们是想当医生的妻子呢，还是想当一名单身的女医生呢？”

　　中国留学生的回答是：“当然是自己成为医生。因为如果当医生的妻子，仍然有离婚的可能。”

　　我说：“在日本，单方面的离婚是不被认可的。哪怕自己的丈夫和别人好了，要和自己离婚，法院也是不认可的。如果是因为丈夫出轨导致离婚，则需要支付给妻子一大笔经济补偿金。而且，因为日本人碍于面子，通常不会说拒绝支付这样的话。所以，只要和医生结婚，在经济上就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

　　因此，在日本，如果和高收入的男性结婚，是能够获得一生的经济保障的。即便离婚，也能得到相当丰厚的经济补偿。反过来说，如果和收入较低的男性结婚，即便离婚也没有什么经济补偿。

　　因为日本人比较重视经济上的满意度，所以日本人选择离婚多半是经济上出了问题。而欧美人更加重视亲密性上的满意度，因此他们选择离婚多半是因为亲密性无法得到满足。

　　其结果就是，欧美人离婚后会立刻寻找下一个能够满足亲密性的对象，而日本人要想找到一个能在经济上满足自己的对象却十分困难。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亲密性的话，通常是不会选择再婚的。

　　在日本，很多女性认为，如果能实现经济独立，马上就会选择离婚。反过来说，一旦婚姻中的经济生活无法维持，就没有不离婚的理由了。另一方面，一旦经济状况出现危机，想要保住婚姻的人也会增多。只是如前所述，本来日本人就不太重视亲密性，即便夫妻关系不融洽也不那么在意，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日本“无性夫妇”的数量正在逐渐攀升。

　　也就是说，日本的离婚率得以保持在每3对里有1对的现状，经济因素作用很大。其次，前面提到的“日本人注重面子”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抑制离婚的作用。

　　其实，结婚也是这样，即在日本选择结婚的人大多出于经济上和面子上的双重考虑。

　　我认为，今后日本经济状况和日本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将会影响日本人婚姻的未来走向。

　　我认为，未来日本男性在经济上的差距逐渐缩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博鱼体育，今后不在乎面子、没有虚荣心的人能否增多将成为影响日本人婚姻状况的关键因素。

　　就这一点而言，我也丝毫不感到乐观。相反，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还是很注重面子的。正因为很多年轻人很看重“稳定”“不想被人说三道四”，才导致现在恋爱的人不断减少。

　　九州工业大学名誉教授佐藤直树先生把日本称作“挑剔社会”。意思是，在日本社会，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日本人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引起对方不满。这一点对日本人的婚姻观也有一定的影响。

　　反过来说，像目前这样的“挑剔社会”，如果日后不发生改变的话，婚姻的形式也很难改变。

　　也就是说，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而言，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即很可能今后人们会没有伴侣，一个人走完一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一个人的老后》（上野千鹤子，法研，2007年）才成了畅销书。

　　而正是由于很多人不想一个人终老一生，才开始进行符合社会期待的“婚活”，并且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博鱼体育。

　　通过长期观察日本社会的“婚活”动向，我发现，近年来最大变化就是很多政府机构开始积极地应对少子化问题。通过编制预算，为男女相识创造机会，助力他们缔结美满姻缘。

　　就目前来看，“不考虑面子的问题，两个人过自己快乐的生活”，这样的新的婚姻形式确实在增加，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不过，话虽如此，如果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也是不行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婚后家庭的经济状况突然出了问题，很少有男性会认为这是婚姻给自己造成的结果，而女性则不同。对女性而言，自己在经济上变得不稳定的直接原因是结婚对象带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女性就会后悔当初结婚。

　　我想，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悔不当初。所以，在“婚活”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女性看重结婚对象的经济实力。

　　但生育率是否会因此而增加还不得而知。因为很多日本人依然认为，必须要为孩子提供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环境，这样的意识根深蒂固。

　　结婚到底是否必要，与我们如何设定标准有关。比如，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少子化问题必然会给当地带来一些难题。但是国家或地区面临难题和个人面临难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我只能折中地说，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日本社会也可以像欧美那样，对未婚生子很宽容的话，那么，即使不结婚的人继续增加也无关紧要。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国家认可这种做法，当前的情况也不会立刻好转。

　　我想，只要注重面子这种固有的意识不发生根本性转变，目前日本这种不结婚就不能生育的局面就会继续持续下去吧。

　　近年来，随着许多国家结婚人数的逐年减少，婚恋问题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邻国日本，结婚难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0～34岁的未婚率，男性飙升至47.1%，女性则上升到 34.6%！持续走高的未婚率，又带来少子化、单身寄生族等其他社会问题……“不婚”，不是“不需要婚姻”，而是“想结婚却结不了婚”！也许人们在追问“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之前，应该先问问“现在的社会怎么了”。

　　学者山田昌弘新近写就这样一本回应社会关切的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婚姻这种形式是否还有必要？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有什么不同？“结婚难”为何而发生，又因何而加剧？个体的困境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实态？将来的婚姻会怎么样？……

　　他从社会学角度道出婚姻的本质，基于扎实调查和详实数据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主张。阅读本书，不仅能启发读者对中国类似现象的察见与思考，又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看清婚姻、理解社会、谋划未来。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发达国家日本至今仍然面临鲁迅近百年前发出的永恒追问。过着小康的“中流”生活的人，会不会（重新）坠入生活困顿的社会“底层”？为避免下坠所做的竞争，有效吗？如何避免在竞争中落败？关键是，能不能避免坠入“为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境地？日本著名学者山田昌弘对东瀛社会的这一现象以数据为支撑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分析，可供现代社会的人们参考、反思。

　　一般认为日本是富裕的发达社会，且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小，但作者得到的统计数字并不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格差问题”越发严重。作者尤为关注“儿童”（5-18岁）的贫困问题，从政府政策、母子家庭、学历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对日本社会存在的“儿童贫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详细的描述（并由对儿童问题的描述旁及日本社会结构深层存在的种种缺陷），在可能的范围内提出了一定的对策。

　　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自2008年出版后，至2018年已经加印23次。它以丰富的数据为基础，较为客观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儿童的贫困”的现状，并对原因做了清晰的分析，可以和《儿童的贫困Ⅱ》参照阅读，以对日本儿童贫困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有系统的了解。

　　本书是阿部彩《儿童的贫困Ⅰ》完成5年之后续写的。在第一部中，作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社会“儿童的贫困”的问题，在日本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并导致日本国会提出并通过了《消除儿童贫困法》。本书则是作者为寻求对该问题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解决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儿童贫困问题错综复杂，单纯依靠解决温饱问题、完善义务教育，显然是不可能消除的。怎样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接受义务教育呢？是增加教师人数、完善课程设置，还是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而对于那些父母工作不稳定、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孩子，应该给予怎样的扶助？对于因母亲工作到深夜而导致其经常游荡于繁华街道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应该给予怎样的关爱？还有，援助家庭有两种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及服务支付，哪种更利于孩子成长？普惠制度是否更具有优越性？针对贫困家庭的精准扶贫制度是否可行？此外，还有医疗、教育、餐饮、营养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

　　本书集中了日本国内外有关儿童贫困问题的众多研究成果，列出了多种选项并逐一阐述利弊，是社会政策论入门的佳作。